一、缠金渠开挖的时代背景

   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曾对清代中后期的社会状况深入、形象的描写：“自乾隆末年以来，官吏士民，狼奸狈蹶，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，十将五六----自京师始，概乎四方，大抵富户变贫户，贫户变饿者。四民之首，奔走下贱。各省大局，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，奚暇问年岁！”这种情况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。

   过速的人口增长，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。康熙时期实行“盛世滋丁，永不加赋”的赋税政策。雍正时期，实行“摊丁入亩”。这一方面废除了人头税，减轻了无地或少地农民的负担，松弛了人身依附关系，促进了农业、手工业、商业的发展；但另一方面，造成人口迅速增长，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沉重的压力。康熙初年，全国登记在册的人口数目，不过2000多万，乾隆二十九年（1764)，全国人口约为2亿，嘉庆十七年（1812）增至3.33亿人，到道光五年（1835）竟达4亿多人。人口增长速度越来越快，而耕地面积不可能成倍增长。嘉庆年间全国人均耕地2亩多，道光年间已下降到不足2亩。这也造成流民日益增多，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。

   自乾隆中期以后，土地兼并日趋剧烈，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，农民则很少或完全没有土地，导致阶级矛盾日趋尖锐。如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)，直隶全省耕地面积为677806顷，而怀柔县（今怀柔区）大地主郝氏，竟占有“膏腴万顷”，为全省耕地的1.5%；乾隆、嘉庆之际，大学士和坤占据良田8000余项；嘉庆朝的巡抚百龄，一人占有良田5000顷。至于全国范围内占地几千亩的地主，为数就更多了。大量土地的集中，使得大批农民失去土地，沦为佃农或流民。随着土地的集中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愈加沉重，当时的地租率有的竟高达产量的50％以上。农民日益贫困，过着牛马奴隶般的生活，因此，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趋于尖锐，社会更加动荡不安。

   在这样大的历史背景下，闻名全国的河套地区，以它得天独厚自然条件，农业开发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。虽然清朝前期为了防止蒙汉结合，进一步加强了对蒙古的统治，推行了一项名为“禁垦蒙地”的特殊政策。清廷开始实行所谓的“印票”制度，就是通过户部发放一定数量的“印票”来控制进入蒙古的汉人数量。

 

永济分中心科技信息科   闫有让